西夏陵墓石雕造型藝術研究

西夏陵墓石雕題材豐富多樣，有石像生、經幢等紀念性質的，有碑座、石馬、石狗等附屬性質的，有柱礎、欄柱、螭首、小獸等作爲建築材料的。各種題材所需不同，雕造工藝也就不同，既有線雕、浮雕，也有圓雕。　　（一）石像生

　　西夏陵園的石像生不像河南鞏縣(今鞏義市)宋陵那樣，分佈於從鵲臺至內城神門之間漫長的神道兩側，而是將其集中排列於內城前增築的月城之內。這些石像生(羣)，雖然早年已被嚴重損毀，但是，從僅存的部分殘件——石像生頭、肩、腹部及手掌等殘塊，仍可看出雕刻手法十分寫實，同時人物精神狀態的刻劃也很細緻人微。例如文臣頭像，臉頰豐腴，八字鬍鬚，高鼻深目，神態自若，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，可謂西夏石雕人像的代表作品。從石像生腹、身殘塊來看，文臣腹下有飄帶，武將腰側挎刀劍。參之唐宋石雕，不難想象這些拱手執笏或雙手按劍的文武侍臣們，端正直立，恭謹待命的神態。　　(二)人像碑座　　西夏陵碑座與唐宋陵墓迥然不同，非龜趺座而爲正方體人像石座，前後共發現11件，均頂部平整，正面減地浮雕力士像。根據人像造型的不同，可分爲三種類型。　　1．第一種類型　　5件。6號陵出土1、8號陵出土4件。紅砂岩，石座均爲三面減地浮雕力士像，力士曲膝跪坐，俯首前視，面形渾圓，雙眉粗壯，雙目圓睜，高顴塌鼻，獠牙斜刺，或袒胸露乳，或以肚兜罩腹，雙手撫膝支撐，雙膝曲跪，手腕及足脛均有釧飾。

　　　

　　　2．第二種類型　　3件。均出土於3號陵東碑亭。灰砂岩，呈方形，其力士造型除一例雙臂舉手上託外，其餘基本與第一種類型碑座相同。所不同者，此類型力士造型減地剔刻尤甚，人像各個部位輪廓突出，力士顯得更爲孔武有力。　　3．第三種類型　　3件。均出土於3號陵西碑亭。體積較第一、二種類型大，長方形，正面減地浮雕力士像。從遠處看，力士臉面誇張，似人非人，像獸非獸；近看則頭像碩大，面形渾圓，大眼圓睜，柳葉狀眉，鼻樑垂長，寬嘴厚脣，獠牙外齜。另外，力士像面部似有彩繪墨跡。

人像石座出土以後，即爲學術界所注目，但是，就其功用和力士造型的淵源等問題，似嫌論述不足，現據有關新資料再略作探討。　　就其用途，6號陵原發掘者未敢肯定爲碑座，後來又有人認爲是柱礎。我們在發掘了3號陵東碑亭之後，認爲它們就是碑座，筆者歸納論據如下。　　其一，從3號陵和8號陵石座出土時的情況看，均位於碑亭中心，橫行排列有序，且周圍散見大量石碑殘塊。石座爲正方體且居碑亭中心位置，不爲碑座，又作何用?有推測其爲柱礎者，言之不確，因爲：　　(1)3號陵東西碑亭室內直徑均僅7.5米，小小的碑亭竟用如此多之柱礎，顯然於理不合。　　(2)假定石座爲柱礎，則石碑在如此空間根本無法存置，既爲碑亭，碑石顯然不可能置於室外而空設此亭，故石座非柱礎。　　其二，6號陵碑亭所出石座上部一角陰刻西夏文3行17字，右起第一行4字似可釋爲“口子重負”(前邊兩字可能爲神或人名，疑爲某某力之代稱)，中間一行4字似可釋爲“志銘基座”，第三行9字模糊不清。石座背面陰刻一行漢字“壘砌匠高世昌”。即石座製作之初，工匠似已言明其爲碑座。　　其三，根據綴合及碑邊紋飾推測：墓碑由碑首和碑身兩部分組成，首身一體，不與碑座相連，碑通高約3、寬1.5、厚約0.4米。又根據3號陵東碑亭石座排列情況：　　座寬＋間距＋座寬＋間距＋座寬＋間距＋座寬=0.6+1.0＋0.6＋1.3＋0.6＋1.0＋0.6米　　由此可知：　　(1)從空間分佈及力學、審美角度分析，一個石座馱負一碑的可能性不大。　　(2)從石座間距分析，顯系兩兩成組排列，且兩個石座之間的跨度僅僅允許一座石碑置放。因而兩個碑座馱負一座石碑的可能性大一些。　　也就是說，無論人像石座本身的銘文，還是它的體積、位置，以及排列分佈情況，均證明其爲碑座無疑。　　就力士造型和裝飾，最初的發掘者認爲與當時西夏社會習俗有關，是受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習俗影響所致，此言甚是。文中列舉冊府元龜、舊唐書及新唐書等文獻記載附證，但無實物依據。今以所見考古實物再補充說明，具體地說，西夏這種負物力士形象與五代十國之一的後蜀(公元934～965年)政權的張虔釗、孫漢韶諸墓中出土的石雕擡棺力士像極爲相似，惟後蜀石刻力土捲髮披肩，有的戴襆頭，有的盤坐等與西夏力士形象有差異，此外，從構圖到造型、裝飾等技法均如出一轍，如眉、目、肚、腹的雕刻，手腕、足脛的裝飾，渾圓粗獷的造型等手法，西夏雕刻的力士形象，顯然與後蜀有着某種淵源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