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，不好發過多不着邊際的議論，姑且羅列，儘量讓材料說話。
一
1962年《關於幾年來宣傳口號的初步檢查報告》，重點檢查了1958、1959兩年中的錯誤口號，包括“違犯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精神以及混淆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界限的錯誤口號”，“違犯客觀規律，助長了主觀主義發展的錯誤口號”，“違犯黨的政策，助長了刮‘共產風’的錯誤口號”，“高指標、高任務，助長了‘浮誇風’的錯誤口號”，等等。例如：
——“無煤也煉焦，無焦也鍊鐵”
——“開展小麥雙千斤縣、三千斤社、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、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”
——“掀起一二五十（即日產一萬噸鐵、二萬噸焦、五萬噸礦石、十萬噸煤）運動”
——“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”
——“一天等於二十年，共產主義在眼前”
——“人有多大膽，地有多高產”
——“主觀能動性無限，巧婦能爲無米之炊”
——“螞蟻啃骨頭，茶壺煮大牛，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”
——“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”
——“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”
——“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”
——“公共食堂萬歲”
——“傾家蕩產大搞鋼鐵”
——“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，三天實現超聲波化”
——“貫徹指示不過夜，推廣經驗不過宿”
——“發憤讀書是走白專路線”
二
1964《關於召開省級新聞單位總編輯座談會情況的報告》，指出要糾正宣傳報道中存在的“不恰當、不嚴肅甚至是錯誤的提法”，例如：
——“有的報刊把毛澤東思想形容爲‘仙丹’、‘真經’、‘聖書’、‘金鑰匙’”
——“個別文章不適當地、無分析地宣傳苦幹、拼命、加班加點。……尤其突出的是‘一股硬勁’的文章，說工人‘在數九寒天的天氣，扒了光脊樑’，‘從天矇矇亮幹到天黑，忘記了天寒地凍，覺不得肚飢口渴’。對加班加點的報道，多數都沒有講清是在特定條件下的需要，反而往往強調是‘十數年如一日’。”
——“出現了一些不適當地強調‘不計報酬’、‘不要工分’甚至不符合黨的政策的報道”
——“有的報紙報道煙臺造種廠的品種幾十年只生產十六種，現在達到130多種，但事後瞭解這只是設計數字，真正投產的也只有六七種。”
……
三
以感想代替政策、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事實、以主觀臆斷代替科學分析，是宣傳報道的“頑症”，由來已久，只是“大躍進”中表現得更爲淋漓盡致。
如何糾偏？兩個文件精神基本一致，後者更系統，就是宣傳報道要“切實‘鼓實勁，不要鼓虛勁’，“要切實做‘紮紮實實的、科學的、冷靜的促進派’”：
——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科學的觀點去觀察分析事物，要正確地反映事物的發生和發展過程，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，不要孤立地簡單化地看問題。宣傳先進典型必須真實，同時要防止貶低別人、貶低過去烘托典型的不適當的做法；要正確地宣傳理論和實踐的關係，正確地反映思想改造、作風轉變的過程，防止簡單化庸俗化。
——沒有講清特定的必需的情況，不要一般地去強調加班加點、晝夜苦幹、帶病工作、不計報酬、自動獻料、不要獎金、不要工分等等。對於政治和物質，國家、集體和個人，目前和長遠利益等方面的關係，不能只講一面、只講一頭。
——報道必須真實。宣傳中一定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既要充分宣傳先進典型的成就，又要分寸恰當，觀點正確，情節真實，以自己宣傳的實際行動，體現當老實人、說老實話、辦老實事的精神。
……
可惜，糾偏剛開始就夭折了。不久，“文革”即爆發，全國“大鬧天宮”，在“造反、造反、造反”的喧聲中，在“奪權！奪權！奪權！！！”的喧聲中，在“就是好、就是好、就是好”的喧聲中，宣傳報道充斥着大話、套話、空話，甚至無中生有、顛倒黑白，調查研究、實事求是的傳統幾乎消失殆盡。
四
到處“插紅旗”，“衛星”滿天飛。與宣傳報道的“狂躁”堪稱兄妹的，就是詩歌的“狂躁”。滿街都是“詩人”，寫詩成爲任務，催生了數不清的“新民歌”。老輩人講，當時腦子裏除了想着吃飯、睡覺、幹活，就是絞盡腦汁“謅詩”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。詩謅得好，風光不亞於今天的大明星。
數不清的“新民歌”，像“大躍進”一樣，一躍就沒勁了。流傳至今的名作不多，就有這首：
稻堆堆得圓又圓，
社員堆稻上了天。
撕片白雲揩揩汗，
湊上太陽吸袋煙。
當時的新聞，當時的宣傳口號，與這類“新民歌”骨子裏是一樣的。宣傳報道的理念、模式，看不出與這類“新民歌”有什麼質的區別。文學化的新聞，情緒化的宣傳，宣泄式的報道，實際上不過是散文化的“新民歌”。
及至“文革”初期，新華社、《人民日報》這樣報道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那次著名的長江之遊：
“七月十六日這一天，長江水面笑逐顏開，沿江兩岸大堤上，無數彩旗，巨幅的標語，歡呼的人羣，呈現出一片無比歡騰的節日景象。
“武漢全城男女老少，歡欣鼓舞，奔走相告：‘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樣健康，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！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！’
“毛主席邁着穩健的步伐，從船舷的扶梯上走下來，先在水裏浸了一下，然後便伸開雙臂暢遊起來……在浩瀚的江面上，他時而揮臂側泳，撥開層層波濤，破浪前進；時而仰臥水面，看萬里碧空。”
一個正在游泳的民兵見到毛主席，“興奮得忘記了自己在游泳，舉起雙手高呼：‘毛主席萬歲！’‘毛主席萬歲！’他躍起來又沉下去，喝了幾口水，覺得長江的水特別得甜。”
今天，恐怕已經沒有人能寫出這般“生動如詩”的報道了。
五
毛澤東發動“大躍進”時提出了“破除迷信”的口號，號召人們敢想敢說敢幹。1958年11月，他反思“大躍進”的失誤：“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”。
抓生產、搞建設要講科學，新聞、宣傳終歸也得講科學。科學不能丟。“老祖宗”馬克思、恩格斯是幹過新聞的，早有提醒：要“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”而不應“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”，僅從信念和善良的願望出發，“不經過冷靜思考，不瞭解也不顧及實際關係，就向全世界大聲宣稱自己的各種革命口號，這豈不荒唐嗎？”
在那個荒唐的年代，面對荒唐的宣傳報道，劉少奇是清醒的。清醒，往往要付出代價，有時是生命的代價。作爲黨的歷史上真懂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人之一，他當時關於新聞宣傳的一些言談，鍼砭時弊，頗有見地，比之於文件的“糾偏”要求，更是一針見血：
“聽話，也不是，不聽話，也不是，是難辦。作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記者是難辦。你們就要從這中間想出辦法。......不服從，是錯誤的，要犯錯誤；服從，也要犯錯誤，是不容易。”“過去你們要求新聞自由，認爲服從黨委就妨害批評和自我批評，......這幾年你們比較注意服從黨委領導，強調依靠黨委辦報，但又完全依賴地方黨委，自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，也不敢反映問題，不敢提出意見。要講兩種偏向：一種偏向，脫離地方黨委的領導，認爲受黨委領導就不能寫批評稿，因而就鬧獨立性；一種偏向是完全聽黨委的話，因而就出現浮誇這類事，什麼公共食堂好，放衛星。”(1958年關於《人民日報》的談話，《劉少奇關於新聞工作的幾次講話》，北京新聞學會編印，1980年)
“現在的新聞有偏向──只講好的，有片面性。應該好的要講,不好的也要講。”“我們如果不敢強調客觀的、真實的報道，只強調立場，那麼，我們的報道就有主觀主義，有片面性。”(《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獻彙編》下卷，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)
“你們報喜不報憂，只登好的，不登缺點、錯誤。我就不看你們那些頭條新聞，我不看，報紙來了只看七、八版。”“新華社《內部參考》上登的東西，大都是表面現象，並不是真正的實際情況。”(1961年對《人民日報》領導同志的談話，《劉少奇關於新聞工作的幾次講話》，北京新聞學會編印，1980年)
“報道聯繫實際不要那麼緊，聯繫得緊了，報道了當前的具體工作和鬥爭，要犯錯誤。你們要學會既聯繫實際，又與實際保持一定距離。不要圍繞着當前的實際轉，也可以報道些與當前鬥爭關係小些的事情。”(1961年的談話，見《人民日報》1968年9月1日)
“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。這些運動，很多是一哄而起。有些並沒有正式文件，只是從哪裏聽了點風，聽到了一些不確切的消息，就哄起來了。這種方法，是不好的。......凡是要通過各省的報紙和中央的報紙，以及廣播電臺、電話會議、現場會議等等，來推廣和造成聲勢的事情，中央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區黨委，都要加以控制，不能讓報紙和電臺自由發表消息和評論。”（在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）
那個荒唐的年代變成了歷史。
那些熱熱鬧鬧的宣傳，驚天動地的口號，今人看了會笑掉大牙。
可是，笑過之後呢？
工業學大慶：1964年2月5日，中共中央發出《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告》，介紹了石油工業部從1960年5月開始，集中全國30幾個石油廠礦、院校的4萬多職工，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，經過3年多的艱苦奮鬥，開發了大慶油田的情況。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：大慶油田的開發，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型，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。它的一些經驗在各部門和黨、政、軍、羣衆團體中也都適用，或者可以作參考。此後，全國工業交通戰線掀起了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。大慶油田產生了以鐵人王進喜爲代表的大慶精神，即“三老四嚴”（當老實人、說老實話、辦老實事；嚴格的要求、嚴密的組織、嚴肅的態度、嚴明的紀律）、奮發圖強、胸懷全局、忘我勞動等，成爲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階級的典範。
農業學大寨：1964年2月10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《大寨之路》，介紹了大寨大隊同窮山惡水進行鬥爭、改變山區面貌，發展生產的事蹟，並發表社論指出，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，就要學習他們遠大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念；學習他們敢於蔑視困難、敢於同困難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和實幹苦幹的優良作用；學習他們自力更生、奮發圖強的優良作風和嚴格要求自己，以整體利益爲重的共產主義風格；學習他們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作風。由此，全國農業戰線掀起農業學大寨的運動。1964年底，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正式提出學大寨，並將大寨精神概括爲“政治掛帥、思想領先的原則；自力更生、艱苦奮鬥的精神；愛國家、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。”於是，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掀起高潮。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，大寨一直是農業的一面旗幟。（羅正友/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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